薩維亞諾：那不勒斯，我的父親（上）
體壇周報駐意大利記者 沈天浩
羅貝托·薩維亞諾是當代意大利最獨特、最勇敢、最有影響力的記者和作家之一。他出生在那不勒斯，成長于中產家庭，曾在那不勒斯大學主修哲學。大學期間，他開始在左翼報刊上發表揭露那不勒斯地區黑手黨組織卡莫拉的報道。2006年，他的小說《格莫拉》出版，該小說取材于真實事件，詳盡記錄了卡莫拉的運作機制、產業網絡、以及其與各種合法行業的復雜勾連，引發軒然大波。
在此之后，薩維亞諾成為黑手黨的目標，遭受死亡威脅，只能在意大利國家警察保護之下生活。2008年10月20日，六位諾貝爾獎得主——達里奧·福、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君特·格拉斯、麗塔·列維-蒙塔爾奇尼、奧爾罕·帕慕克和德斯蒙德·圖圖——聯合發起呼吁，要求意大利政府竭盡全力保護薩維亞諾，并挫敗卡莫拉。然而，薩維亞諾至今仍處于高度安全防護狀態，幾乎無法自由外出、享受正常生活
即便如此，薩維亞諾依然保持活躍。他經常在電視節目、報紙專欄和國際媒體上評論意大利政治與社會，也成為右翼政治勢力的眼中釘。在《格莫拉》之后，薩維亞諾繼續創作，近年來又格外關注足球世界里極端球迷與黑幫組織間的聯系。
2025年的特倫托體育節，薩維亞諾來到了現場，用一場1個多小時的演講，與觀眾們分享了他與那不勒斯的故事。那不勒斯是城市，也是球隊，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那不勒斯，就是我的父親。”以下是薩維亞諾演講內容的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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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到了我人生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時點：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父親帶我去看比賽，那場半決賽恰好在那不勒斯舉行。不幸的是，對陣雙方是意大利對阿根廷。實際上，維奇尼掛帥的那支意大利隊挺討人喜歡的，陣中也有不少南方球員：斯基拉奇、德納波利，還有效力于那不勒斯的卡爾內瓦萊。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我帶著一面綠白紅三色旗，旗桿是黑色的塑料。我們坐在南看臺——前陣子我還特意回去過，試著找到當年父親帶我坐的那個位置。
我那時11歲，已經不算小孩了。不過在球場里人山人海時，父親總是讓我坐在他腿上。我記得他呼出的氣息里，帶有博蓋蒂咖啡酒的味道——那是種甜中帶苦的烈酒。他不抽煙，但那種混合的濃烈氣味，久久揮之不去。
博蓋蒂咖啡酒是意大利球場文化的一部分。
說到和父親一起去球場看球，我還記得有一次去看那不勒斯對維羅納，我們贏了3比0或4比0。我們特別開心，因為維羅納一直仇視那不勒斯人。每當比賽進入白熱化、那不勒斯球員殺到對方禁區時，全場都會起立。那一天，馬拉多納看到對方門將站得太靠前，幾乎在中圈附近，他抬腳一記吊射，皮球直入網窩。父親一下子推開我，從座位上跳起，拼命揮舞手臂慶祝。我至今難忘那個瞬間：那是一種爆炸式的情緒，父親喊著“迭戈從中場破門了！”，我發現自己不再待在他的腿上，而是在他的旁邊。
馬拉多納對陣維羅納的進球，當場的實際比分是5比0。
再回到1990年世界杯。意大利對阿根廷，圣保羅球場。我們起初當然為意大利加油。斯基拉奇進球，我揮動著國旗。可不久之后，阿根廷扳平比分，那個荒謬卻完美的進球，來自馬拉多納的助攻。他輕巧地挑傳，把球正好吊到卡尼吉亞的頭頂。曾加選擇出擊，結果卻被對手抓個正著，比分變成了1比1。
卡尼吉亞進球瞬間。
那場比賽的觀眾其實并不全是那不勒斯人，組委會故意把大量門票賣給來自羅馬、佛羅倫薩、米蘭、都靈的球迷，為的就是防止那不勒斯變成阿根廷的主場。因此，有些那不勒斯人也開始噓馬拉多納。這場景讓我充滿困惑——對我來說，迭戈是我們愛的人，只是這次他穿著另一件球衣。另一方面，我們理應為意大利加油，我自然舉起了那面三色旗。
父親看著我，說：“你拿那旗子干什么？”
然后他伸手，一把把旗子從旗桿上扯了下來。
我手里只剩下一根黑色的空塑料桿。
我們開始為阿根廷加油。
點球大戰開始，馬拉多納主罰命中。
我們在歡呼。
比賽結束了，迭戈贏了，我們很高興。
因為他才是我們的祖國。
我們嘗試過為意大利加油，但做不到。那太違心了。
后來，決賽在羅馬奧林匹克球場舉行，阿根廷對西德。我一直認為那場決賽是被西德“偷走”的。現場奏起阿根廷國歌時，意大利觀眾噓聲不斷。馬拉多納抬頭望向攝像機，嘴里清楚地罵出：“hijos de puta”（混蛋）。他真是個天生的好演員。
我和父親一起看著電視。布雷默打進那個并不存在的點球，讓阿根廷輸掉了世界杯。馬拉多納哭了，父親也氣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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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多納駕臨那不勒斯時，七萬人在球場里歡迎他；而他最終離開意大利，卻是帶著心傷、軟弱和痛苦。
馬拉多納之所以被那樣深愛，首先是因為他誠實的少年時代。他在維拉菲奧里托長大，那里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很多人稱之為“貧民窟”，但實際上遠比貧民窟更糟。那里的房子不是磚建的，排水溝就是露天的臭水坑，污穢不堪。
有個叫戈約·卡里索的男孩，原本是那片地區里最出色的小球員。某天，“洋蔥頭”隊的一位球探找到他，說要邀請他去試訓。卡里索對那位教練說：“我家那邊有個孩子比我還強。”那孩子就是迭戈。教練給了卡里索一些錢，讓他帶那個孩子來。他猶豫了整整兩天：該不該把這些錢花在糖果上？對于那個貧困街區的孩子來說，吃糖果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最后，他還是決定把錢交給迭戈，讓他去試訓。
馬拉多納與戈約·卡里索。
馬拉多納什么都沒對家人說。他父親在屠宰場夜班工作到凌晨，母親給別人家打零工，她甚至沒辦法去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區，所以只能在當地的大眾人家做幫工。生活艱難，但他們很誠實，不偷不搶，也不靠黑幫為生。迭戈去試訓，毫無懸念地被選中。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從他第一次觸球的那一刻起，你就能看出那種靈性。
他的第一個經紀人叫豪爾赫·塞特斯皮勒——一個患小兒麻痹癥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青年。他的姓氏很奇怪，但與馬拉多納的關系非常深厚。從阿根廷青年人到博卡青年，再到巴塞羅那，馬拉多納把合同交由他全權處理。塞特斯皮勒和他一樣貧苦出身，也對他的故事足夠了解。而那個曾經幫他拿到試訓機會的卡里索，后來也成為球員，卻因重傷過早退役。馬拉多納沒有忘記他，而是一直對他提供經濟上的支持。此外還有傳言，迭戈給阿涅利寫信：“給我一輛菲亞特500，我就能為你踢球。”那是為了讓他的父母能夠開車進城。這些故事不是花絮，而是本質：他從未忘記自己的起點。
到了巴塞羅那時，他已經和克勞迪婭相戀。她是報攤主的女兒。對迭戈而言，這已經是一種“社會階層的提升”——她的父親不必像自己父母那樣靠體力勞作，不必沾滿血跡或洗滌劑的泡沫。馬拉多納總拿她開涮：“克勞迪婭，我比你帥多了，你得感激我這樣英俊的男人居然跟一個長得這么丑的女人在一起。”這話聽著很刻薄，其實是他的一種玩笑。
馬拉多納來到歐洲時，帶著一種貧困中鍛造出的道德準則：在他的成長環境里，誠實不是出于高尚，而是出于求生。你不能騙人，因為總有人比你更會騙人。所以，為了保護自己，你必須設定界限、保持正直、贏得信任。
然而，當他開始取得巨大成功，進入另一個世界，一切開始崩壞。他拋棄了自己最早的朋友塞特斯皮勒，后者從未借機轉型成為善于斂財的經紀大鱷，并在幾年前自殺身亡。取而代之的，是像吉列爾莫·科波拉那樣的經紀人——人們說他與軍火和洗錢有染。
馬拉多納也逐漸失去控制。他在那不勒斯讓一個女孩懷孕，而那女孩是他妹妹最好的朋友。克勞迪婭當時留在阿根廷照顧父母。孩子出生后，馬拉多納拒絕承認，只是在18年后通過法庭才確認親子關系。對于這件事，克勞迪婭對他說了一句非常動人的話：“迭戈，這個孩子沒有錯。”
我對迭戈有一種嫉妒：我一直認為，克勞迪婭對他的感情——至少在最初幾年——就是真正的愛。那種無需配得的愛。他沒來由、不講理、缺乏邏輯，卻能得到她越發熾烈的愛。我此生從未擁有過這種被愛的特權，總覺得要“配得上”某人的愛，要努力、要改進，而她愛他，卻是在他一無所有、甚至充滿缺陷的時候。當她對迭戈說出那句“這個孩子沒有錯”時，她和迭戈的女兒們甚至還沒有誕生。
然后，可卡因出現了。那是他人生真正的災難。這東西不會讓他在場上踢得更好，反而成了他的弱點。卡莫拉正是借由這個弱點，試圖拉攏迭戈，但奇怪的是他們并非依靠威脅，而是試圖利用迭戈的慷慨——他經常去踢慈善賽。有一次，他在一塊幾乎是土豆地的球場上踢球，只因為要為一個需要赴德手術的孩子籌款。在那種場地比賽，球員極易受傷，但他不顧俱樂部的禁令執意參賽，事后還自掏腰包繳納罰款。
毒品和酒精找上門來，迭戈開始墮落。他開始自認為是政治家，與查韋斯和普京們交往，卡斯特羅則一度幫助他戒毒。他不斷有新的孩子出現，幾乎每年都會被曝出一個“小馬拉多納”。他逐漸陷入孤獨。這個最初以慷慨和同理心為根基的人，在名聲和仇恨的漩渦中，變得多疑、受傷、充滿防御性。
沒有哪種成功是不伴隨仇恨的。我常在大學里對年輕人說：名氣就像一面扭曲的鏡子。別人恨你，不是因為你壞，而是因為他們認為你總是得到上帝眷顧，生活太過容易，得到了他們得不到的東西。他們想掠奪你、羞辱你。迭戈呢？他還背負著一座城市的命運，這一點讓他更加絕望。
當那不勒斯贏下歐洲聯盟杯時，我父親簡直不敢相信，他把收音機從窗戶扔了出去，幸好下面是花園。我們在斯圖加特戰勝了德國人，看臺上坐滿了意大利移民，他們中不乏在斯圖加特汽車工廠打工的那不勒斯人——對他們來說，這一刻意味著復仇與尊嚴。迭戈也明白，他代表的不是一支球隊，而是整座城市。
但這一切，最終成了他無法承受的重負。當他在1991年離隊時，那座曾經有七萬人迎接他的城市，沒有一個人出來送行。他像個小偷一樣灰頭土臉地離開，帶著吸毒和逃稅的指控，其中的許多指控被夸大了，但稅務問題確實存在，就像當時的很多其他球員一樣。
1994年美國世界杯上，那不勒斯人見證了一場對馬拉多納的伏擊。那一幕我們記得很清楚：年歲漸長的馬拉多納依然在進球，隨后振臂狂吼，看起來又要將球隊帶進決賽。然而，一個護士從場邊走來，要求他接受藥檢。檢測結果呈陽性。那一刻，他的職業生涯結束了。
迭戈被圍攻、被拋棄。他的目標一直是讓足球運動員擁有更多的權力，但他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也沒有足夠的文化工具去實現這一點。他只有情感上的直覺和本能的反應。馬拉多納是個會講話的人，但隨著名聲帶來的孤獨、他人的猜疑、以及那種必須不斷維持巔峰狀態的壓力，他逐漸失去了快樂。他不再感到樂趣，而是變成一臺制造金錢的機器，直到他的心臟最終因惡習而衰竭。
當你在場上踢球、當你享受比賽時，看著你的人也能從中感到片刻的安慰，不再孤單。迭戈最終失去了那種感覺，而那本是一種共享的情緒，把本隊11名球員和全場觀眾連結在一起。我經常這樣想：每次慶祝那不勒斯奪冠的時候，那些討厭我的卡莫拉分子，此刻肯定也在一樣地慶祝。在那一刻，我們其實是在同一個方向上，在同一陣線上。
當馬拉多納的心臟在他生日的狂歡后停止跳動時，我沒有和父親在一起。后來有人告訴我，父親當時正在站著，也許在做飯，或是在準備旅行，聽到電視里說馬拉多納去世，立刻暈倒了，他根本不敢相信。
在我的印象里，與父親的所有談話中，從來沒有哪一次，沒有提到“馬拉多納”這個名字。每一次都有。任何事——政治、疫情、日常——他都會說：“如果有馬拉多納就好了”“你看馬拉多納那時候怎么做的”，或“要是馬拉多納在，會更好”。所以是的，當我想到那不勒斯，我想到的就是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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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我也在研究極端球迷看臺與犯罪組織的滲透問題，那是極其可怕的。國米、米蘭和尤文的部分球迷組織中，都有黑幫的存在。尤文俱樂部后來舉報過這些問題，而米蘭和國米的情況更嚴重。這不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問題，如今仍然存在。起初，他們在球迷中銷售毒品、倒賣球票；后來黑幫意識到，體育場是巨大的市場——周邊銷售、停車位、餐飲、票務、甚至……毒品，他們都能控制。球場可以成為一個巨大的毒品廣場，而球迷在客場出行時，也被用于運輸毒品。
今天，很多看臺上的領袖本身就是毒販，包括米蘭雙雄的一些球迷頭目。在意大利的多個俱樂部，黑手黨直接控制球迷組織。最典型的是貝洛科家族——光榮會（'Ndrangheta）的貴族。關于這些事情的調查，本該由俱樂部直接發起，但米蘭城的兩家俱樂部對情況一清二楚，卻始終保持沉默。
后來，安東尼奧·貝洛科被另一名極端球迷領袖安德烈亞·貝雷塔殺死。貝雷塔原本以為自己會被殺，于是先下手。此前有另外一名國米的極端球迷領袖，就是被貝洛科這伙人殺死的，他之前剛剛出獄，曾因多起持械搶劫入獄。這名球迷領袖被殺的原因是，他反對國米與米蘭球迷組織之間的聯合，而黑手黨勢力對此嘲諷道：“你們真的還在乎足球？”他們根本不關心足球，只想一心賺錢，于是想要合并兩邊的組織，用于統一管理、牟利。
簡單來說，這段故事的線索始于一次調查，對象是米蘭的一家私家偵探公司。調查人員在電話監聽中發現，有一名前警察出身的私家偵探，打電話給一名球迷頭目，試圖替“某人”購買球場的停車業務。對方卻回答道：“這些停車場不出售，因為真正的業主不缺錢。”這句話暗示得很清楚：在這座城市，連大教堂地鐵站的施工都是由光榮會控制的企業完成的，而沒有任何人舉報。
那不勒斯也經歷過同樣的事情，只是更早。在馬拉多納時代之后，俱樂部陷入混亂和危機，卡莫拉全面介入管理——包括修剪草坪、死忠球迷區、停車場、小吃攤……一切都被他們控制。轉折點是什么？當德勞倫蒂斯接手時，他面前擺著兩條路：要么成為黑手黨的傀儡，要么徹底擺脫他們。他選擇了后者。否則，你根本無法在俱樂部正常工作。
有些人可能還記得Genny 'a carogna這個名字，他是個來自那不勒斯福爾切拉區的卡莫拉分子，曾經讓比賽中斷進行。那時候，犯罪勢力在那不勒斯的看臺上是公開存在的，球員們都感到害怕。類似的情形也曾發生在熱那亞：當憤怒的球迷們要求球員脫下球衣、停止比賽時，一名球員上前平息局勢，說：“坐下，一切交給我。比賽會繼續進行，我來解決。”那人是誰？光榮會大頭目朱塞佩·莫拉比托的孫子（注：即朱塞佩·斯庫利）。
光榮會不像黑手黨（Cosa Nostra）這樣采用金字塔式的管理結構，因此他們與足球之間的聯系更緊密、更隱秘。正因如此，對我來說，研究并接近足球這項運動一直是困難的：我既清楚這些隱藏的關系，又情愿相信“比賽就是比賽”。但我必須說的是，當問題嚴重到這種程度，而球員或俱樂部選擇保持沉默時，我感到厭惡。他們明明有的是手段，去清理、或至少遠離這些關系，卻沒有這樣做。
回到足球本身。每當我看球時，總會出現一種特有的化學反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感受：我清楚地喚起自己最純粹、最柔軟的那部分，像個真正的孩子一樣期待著比賽。那幾乎是個陌生的世界。
如今，我清楚地知道，在那些和我一樣支持那支球隊的人中，或許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憎恨我。我也沒法親臨球場觀戰，倒不是出于安全原因，而是因為我害怕：每次我去，球隊都會輸，我就成了帶來霉運的那個人。所以，我要么隱藏身份偷偷去看，要么等那不勒斯贏了再出現——就像今天這樣。
但在那些轉瞬即逝的時刻，足球為我們帶來了一些別樣的體驗：你可以憑一點創造力去贏，可以因團結取得勝利，也可能因為自己的錯誤而輸。它不完全由殘酷而單一的競爭規則支配，而依然有著開放性和成長性。在足球世界里，你可以相信自己，相信隊友，甚至相信他們的失誤和炫技主義，相信他們所做的一切。這些在當今世界已經很難得。
與此同時，你清楚這個體系里有著超級合同和商業運作，如果俱樂部不支付百萬年薪，你心愛的球員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離開。但在看著他們比賽的時候，你仍然確信他們此刻是在為你而踢。你在享受這一切，身邊的人也和你一樣，暫時擺脫了生活的重負。就在那一刻，你感覺自己屬于某個整體，而且不再孤獨。
每一次那不勒斯進球時，我都會立刻想到——此刻，我父親一定在微笑。
謝謝大家。
